晚清至民国初年，南通私塾遍布各方，一般读书人启蒙都在私塾。私塾一般分两类，一类为少数有钱人聘请教师在家课读子弟，称为教馆或坐馆;另一类为教师在家设馆教授学童，称家塾或私塾。以后者居多。私塾又分为蒙馆和经馆。蒙馆属启蒙教育，以识字写字为主;经馆开讲四书五经，以作文赋诗为主。另有一种一揽子私塾，既点读开讲，又习文习诗，但要求不高。当时私塾教学完全采用个别教授的方法，教学无进度计划，无规定年限，也没有毕业证明。
清末新学兴起，新办的初等高等小学堂逐年增多，但仍不能满足儿童入学之需，故城郊、乡村仍有大量私塾存在。但私塾的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等做了变动，出现了不少的改良私塾。其课目设置、教材选择和教法上部分仿效单级初级小学。是时，通州新学的教育会也对私塾加强了管理。光绪三十四年(1908年)和宣统元年(1909年)两次对塾师进行考核，合格者方能设塾。民国建立后，南通县教育当局多次制订有关私塾检定的办法，检定合格者发给塾师许可证。一些私塾也加强自身改良，开始使用新课本。为推动新学，民国15年(1926年)南通县教育局奉上令取缔私塾，次年3月，南通县政府命各公安局分(支)局关闭学校附近三华里范围内的私塾。然而私塾长期以来和群众形成了密切的关系，教学的改良又增添了生命力，“取缔”难以实现，于是教育当局又恢复了考核塾师、控制私塾发展的办法。民国18年(1929年)7月，南通县教育局在所辖7个学区考核塾师，
72名塾师合格，合格的塾师可与学区的教育委员商定设塾地点。民国20年(1931年)4月，南通县教育局举办了改良私塾宣传周，在此前后还举办私塾训练班，提高塾师的教学水平。当时办得好的私塾类似于单级小学。
抗日战争期间，南通县抗日民主根据地普及小学教育尚有困难，民主政府重视私塾的改良和管理，要求私塾实施新民主主义教育，据不完全统计，民国32年(1943年)有53所私塾。南通县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许多私塾在解放战争时期改为民办小学。在日伪占领区，由于不满日伪的奴化教育，家长不愿送儿童进小学而上私塾，私塾有所增加，民国31年(1942年)私塾有641所，至民国33年(1944年)还有150所，塾童6455人。清末至民国年间，南通城区规模较大或较有名气的私塾，有凤凰桥顾氏私塾、奎壁巷李氏私塾、祭坛巷王氏私塾、新城桥乐山私塾、西南营杨氏私塾及南大街理氏启蒙私塾等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南通市的小学教育逐渐普及，私塾随之减少，有的私塾改为民办小学，有的塾师成为民办小学教师。至1958年，私塾在南通历经千年后终告绝迹。南通地区各县(市)的私塾，新中国建立后也大多改造为民办小学，一批年青塾师由政府吸收培训，分配担任小学教师。随着小学教育事业的发展，私塾这一旧学形式最终被学校所取代。程太和